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青年毛泽东在雨中奔跑，怀里紧紧揣着一个布兜，生怕被雨淋湿。到了和同学聚会的面摊儿，他兴奋地介绍，这个布兜里装的是他的宝贝。大家小心翼翼打开一看，原来是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蔡和森说：这可真是宝贝，杨昌济先生曾多次给我们推荐过，说是找到了救国的药方。

这本被当时进步青年视为宝贝的《青年杂志》就是后来《新青年》的前身。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看到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通过反思辛亥革命的教训，他认为首先要改变人的思想，必须要办杂志。陈独秀找到安徽老乡、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他帮忙办一本杂志。于是，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撰写《敬告青年》一文寄语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毛泽东还和同学们一起热议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关于新青年标准的这段话，毛泽东觉得陈独秀说的这六条标准还不够全面，应该再加上一条，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中，是这样介绍这本杂志的创刊意义的：“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1917年，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今天北京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旧时门牌是箭杆胡同9号）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这里原是一座清代的四合院私宅，南房的三间是陈独秀及妻子高君曼、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1917年至1920年间的住房。现在的南房为“陈独秀在北京”专题展。

陈独秀携《新青年》进北京后，刊物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编委们聚会的地点就在此，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都曾担任《新青年》编辑。

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走进编辑部旧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由这一期封面构图而制作的屏风。正是在这一期上，李大钊发表了《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提出改良文学的八条建议，鼓吹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小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发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呐喊，对封建社会作了椎骨敲髓的讽刺批判。这部小说是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新青年》杂志对当时的进步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毛泽东在延安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周恩来在其日记中专门提到这件事，“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被《新青年》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青年人，后来有不少加入了共产党。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当时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刊物。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1918年7月开始，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第五号、第六号上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改版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改组为季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本机关理论刊物，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策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从1915年到1923年，从创刊到停刊，《新青年》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见证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历史过程，出色完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宣传信仰和主张的特殊使命，因此在党的宣传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如今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参观学习的青年人络绎不绝。这座小四合院的中间有一个凉棚，放着一张竹桌，几把竹椅。墙上是一面浮雕，浮雕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几位《新青年》的大编辑们意气风发、栩栩如生，有的正在慷慨陈词，有的正在执笔记录，有的捧着杂志认真审读。当年的他们，可能正在这里召开 一场编辑部的选题会，可能正为某一篇重要文章而争论。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们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苦苦求索，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编辑，我望着这面浮雕，感慨万千，一种使命感从心底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