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以至战国，礼崩乐坏，诸侯分治，群雄纷争，社会大裂变、思想大交锋、文明大转型，秦人、秦族、秦国顺应时代大变局，“天下大定”，改变了社会阶层建构及社会运行模式，统一国家运行和社会秩序，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统一治理体系。秦国没有简单模仿夏商周三代官制和分封制，而是逐步探索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国家治理制度，每郡设守、尉、监，分别管理行政、军事和检察。郡以下设若干县，县以下还有乡、里、亭等基层政权机构。乡里实行什伍编制。郡县的官吏均由皇帝任免。中央集权的郡县治理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

统一生产经营活动。一是统一编户。进入战国，秦国采取了“什伍”的户口编制，将居民伍家编为一伍，什家编为一什，一家有罪，其余家庭连坐。针对户籍管理有专门的《传律》，对户籍实施严格管理，国家从此控制了每家每户。二是统一税赋。以户籍为基础，秦国推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开始按户征收人头税，也称户赋或口赋。三是统一度量衡。配合统一赋役，统一度量衡标准，使民众较公平地承担国家赋税，用秦诏版“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四是统一货币。便于各行各业税赋统一，又实施统一货币，分为上下两等，上币为黄金，用镒为单位，下币为铜钱，重半两，故名秦“半两”。五是统一历法。秦统一天下后，将“颛顼历”推行全国，确立四季和二十四节气。这些统一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

统一全国道路交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二年，就下令修筑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的交通网。交通网骨干由驰道和直道组成，还辅有水道。所谓“驰道”，即马车能高速驰骋的大道，驰道统一规定宽五十步，统一车轨为六尺，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道路。驰道是在六国旧道基础上修筑而成，着名的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等。直道由蒙恬率30万军队和数十万民夫于公元前212年修筑，“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即南起陕西淳化的林光宫，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陕西、甘肃、内蒙古，直达包头西南的九原郡治所，全长1800里，是从咸阳到九原最近的道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下令修筑灵渠，历时5年，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水道，打通了南北水道交通，后构筑陆路岭南“新道”，打通了岭南与中原的陆路通道。秦始皇还首创了驿站制度，为“六合风同、九州共贯”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一全国水利体系。秦并巴蜀五十年，岷江经常泛滥成灾，庶民无积年衣食，秦国受益甚少。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令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既改善了蜀郡交通状况，又使成都平原成为可以灌溉的天府“粮仓”，“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决定修筑郑国渠，引泾入洛，历时十年建成，规模远超都江堰和灵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倾”，于是“关中为沃野”。秦并六国后，但南方珠江流域的大片土地还未并入王土。为攻占百越、收服岭南，秦朝决定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运河，建成灵渠打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

统一军事力量。秦国的军队调动统一归秦王，秦王设太尉统管军政，临战选派将军出征打仗。军权高度集中于朝廷，地方只负责管理军政事宜。秦王政即位后，将领必须听从秦王的指挥与安排，要求军队的征调、将帅的授权都必须以国君的虎符为信物。任何军队的调发必须持符验合后方能生效。除虎符之外，秦国君下达的军令必须盖上专用的玺。秦国军事后勤保障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完整地体现中央集权统治，秦国军队的武器、铠甲、粮食、马匹均由国家统一提供，国家设有专门的武库。武器装备的体积、长度、大小、宽度都严格按照法律所规范的要求生产，对于产品不符合标准的责任人也要进行处罚。秦国强大的骑兵力量所依赖的战马，采取国家饲养与民间募集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供应。秦军实行二十级爵位制奖励军功，取消了传承久远、似难撼动的世卿世禄制，论功行赏，因功晋爵。因为秦人无论贵贱，“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于是“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总之，各大营军队的调动、统兵将领的选授、军事装备的生产调配、粮草的征调发放、将士军功爵禄的行赏等等，均须由国君掌握裁定。

统一思想文化。战国时期，七国争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后，秦始皇颁令对六国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废除六国的异体字，罢“不与秦合文者”，命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在全国推行“书同文字”。秦始皇焚书坑儒，对那些“难施用”“不中用”的歪理邪说，不惜动用残酷手段，实行强制性的文化统一，确实也导致了文化损失。

统一六国后，秦王朝为了“行同伦”而开展的大规模“整饬异俗”活动，“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如云梦秦简《语书》有关于改易风俗、禁止私斗、规范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文告律令规定。这些举措，为超越六国文化、各地风俗而形成国家、民族认同及共同文化心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统一全国法律。自商鞅变法始，秦国历代统治者奉行“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的法家思想，认为秦之富强，根基在法。经过历代秦王孜孜以求，法令日趋完备，凡事皆有法式。秦统一六国后，“除疑定法”“建定法度”，继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产生活的法律进行完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仅整理出的律名就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律、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律、除吏律、除弟子律、牛羊课、傅律、戍律、捕盗律等数十个名目。梦睡虎地秦简对官制、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赐爵制度、租税制度、官吏考核制度、罪犯审讯制度、工匠培训制度、户籍制度、仓库制度、预算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均有明确且详细的法律规定。秦帝国正是通过完善立法，追求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构筑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

统一疆域和民族。岭南百越部落居住的地区，幅员辽阔，为山川五岭所阻隔而远离中原。秦灭六国后不久，秦始皇发兵50多万击百越。公元前218年左右，秦军伤亡数十万仍未能收服百越。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派任嚣与赵佗率援军，经过苦战，终于征服了百越，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郡。以阵亡30多万秦人代价，将东至海南，北至向户，南至越南中部收归秦朝版图。为巩固岭南，秦王朝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促进了民族融合。另外，为解除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在河南地设置了九原郡，置三十四县，并在公元前211年北迁3万户，开发河南地，使这里成为了富庶的新秦，成为了抗击匈奴的后方基地。另外，秦朝对秦、燕、赵三国修筑的长城加以连接，建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巩固了北方边防，抵御了匈奴的入侵，维护了华夏文明。至此，“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通过稳定疆域，在承认文化、遵从法律的基础上追求域内华夷一体。

因此，秦的大一统，不仅实现了文字、疆域和华夏族三个层面的统一，而且还完成了度量衡、货币、历法、礼制、法律、爵位、官名、道路和行政统一，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完成了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历史跨越。

秦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创立和构建，奠定了多元一体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基础，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