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地位。四书并重始于北宋，而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亦是经学，与其他诸经相比，四书的地位更为重要。《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是朱熹一生用力最勤的着作。钱穆先生称四书学乃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可见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四书学所占分量之重。

四书是一个整体

朱熹将四书视作一个整体，其间的联系甚是紧密。依朱熹言，人之所以为人、人不能不学的道理，以及正确的学习次序，都可以在四书中找到答案。他多次强调读四书的次序，先看《大学》，次《论语》《孟子》，次《中庸》。如果在四书上真正下功夫，涵泳于字字句句，再联系自身看透彻，将一生受用不尽。

对于四书各自的特点及其整体联系，朱熹阐述精妙。在《朱子读书法》中，朱熹谈道：《大学》，是先圣先贤流布万世、施行教化的至高经典，它面向全体天下后世人而讲；《论语》《孟子》，为一时、一事而阐发道理，记录着随机变化、具体讨论问题的观点；至于《中庸》，是儒家传授的至高思想，后世学人恐不能轻易领悟。朱熹认为，《大学》贵在提挈纲领，如果没有对于《大学》纲领的总体把握，将很难理解《论语》《孟子》的精微要妙；如果不学习《论语》《孟子》，做不到融会贯通，将无法理解《中庸》的归旨意趣；如果达不到《中庸》高度，又如何能立定天人之际的大本大经，进而参论天下大事呢。

所以，要从整个上认识四书、理解四书、领悟四书。通过《大学》，提挈纲领地学习垂世立教之大典；通过融会贯通《论语》《孟子》，理解应机接物之精微；接下来，体悟《中庸》的高度，立定根本，筹谋大业。因此，依朱熹言，读四书，不能泛泛而看，须“循环不住温习，令其烂熟”。

论《大学》

《大学》因何而作？朱熹《大学章句》序言谈到，《大学》一书，正是古代大学的教人之法。在古代，大学之教盛行，教学的节目次第甚为详细，为人君者能躬行君子，所教之事多在民生日用纲常伦理之内，于是世人皆学。古昔盛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

时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周道衰颓，教化、风俗皆颓败。孔子取诸先王之法，以诵以传，诏明后民。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朱熹认为唯曾子之传得其宗，再至孟子。孟子没后，书虽存，知其意者不多。这里讲到的“曾子之传”，正是《礼记》本《大学》，又称《大学》古本。自孟子后，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空档期，直至北宋二程接孟子之传，尊信《大学》。

关于《大学》的章次，二程认为有错简处，重新编定了次序。从二程那里，朱熹不仅继承到发明《大学》的旨趣，同时也关注《大学》的编次。他重新调整了次序，分别章节，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称为《大学章句》。与《大学》古本相比，朱熹本《大学》区分了经、传；调整了部分顺序；增补了传文，以使其书看起来“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

在四书中，朱熹认为要首读《大学》。因为《大学》一书，说古人为学大方；《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做人做学问，皆贵在先掌握纲领，纲举目张。朱熹多次阐明《大学》就是纲领、纲目所在。这个纲领正是《大学》所言三纲八目。“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三纲八目”中，朱熹又尤其在意“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以此作为《大学》的最初用工处、最初下手处。

论《论语》《孟子》

朱熹常将《论语》《孟子》并谈，此二书不可或缺，相参而读为妙。他教导弟子，将《大学》读得十分熟了，便可读《论语》《孟子》，他说《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

关于读《论语》《孟子》之法，朱熹引用程子之言，置于《论语集注》正文之前。他继承发展了程子的思想，将“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作为读圣贤书的要旨所在。引发人们思考圣之所以为圣，而吾何以未至未得。围绕这个中心命题，句句以求，昼诵其味，中夜以思，在一幅与圣人同在的全景画面中，以求见得“圣人之意”。

与六经相比，朱熹言：“《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这是因为《语》《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在他看来，在圣人留下的经典中，只有《论语》《孟子》用词平实易懂，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读了之后疑问少而收获大。朱熹建议人们看文字要看平易正当处。由此也见《论语》《孟子》的行文特点，在于“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

做人和做学问，朱熹皆强调“做工夫”（同“功夫”）。在他看来，孔、孟皆在教人做工夫，《论语》《孟子》正是教人做工夫的典籍。朱熹认为今人读孔、孟之言，看得有点草率了。草草看过，就容易从字面上去看他们的不同，用心去读，会读到他们的一脉相承，体用一贯。以“言忠信，行笃敬”为例，好像只言平实之事，未及根本是何。等到学者自己将工夫做到位，自然会见得“体”大概就是如此。什么“体”？至孟子，又恐人读不懂，就讲得更直接，如“恻隐之心”“学问之道，求放心”，心即体。心之所在，言行自然忠信笃敬。朱熹读出其中的真滋味，认为孟子说得“渐渐亲切”，原其本质只是一事。孔孟教人做工夫，即以心行事，事在心中；以事验心，心在事中。

论《中庸》

读《中庸》，朱熹直言《中庸》学习难度很大。《中庸》讲述“天命”“性”“道”“已发”“未发”“诚”等范畴，学理深奥，没有一定的基础，难以读懂。朱熹提醒他的学生，读《中庸》要做一个准备，即先下功夫去读《大学》《论语》《孟子》，将此三书搞明白了，《中庸》也就懂了一半。

《中庸》为何而作？朱熹认为子思作《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及道学、道统。道学正是诚诚恳恳地奉行中道之学；传继道学的传统是谓道统，这样的传统由来久矣。自上古以来，尧、舜、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圣圣相承。至孔子时，续接道统之传，颜子、曾子得其宗，曾子再传至子思。至子思时，学术与时势皆已是“去圣远而异端起”的局面，这引发了子思深深的忧惧，惧时间愈久愈失其真。于是，他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忆及祖父孔子、老师曾子之言，加上自己的理解，作《中庸》。

如何奉行中道，朱子谈及道心和人心。《尚书》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上古时期的圣哲对于人心、道心基本性质的描述。人心，深不可测；道心，精微深奥。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唯有以精一的态度，诚诚恳恳地奉行中道。

朱熹谈心，将其定义为“虚灵知觉”，虚灵之物，有知有觉。人本是只有一心，何以会产生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朱熹认为在由理到气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若生于性命之正，此是道心；若生于形气之私，是谓人心。此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别，却是同一心。到每个具体的心，没有谁的心全然是纯粹无杂的道心，这是因为人在成形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有形气之私，所以虽上智之人也不能无人心；也没有谁的心尽是私欲人心，这是因为人皆有其仁义礼智之性在，即使是下愚之人也有道心。这样看，道心和人心相间相杂，组成同一心。朱熹提醒世人，人心、道心的相间相杂甚是微妙，仅在方寸之间，今言一念之间，如果不知道如何治之，就会使人欲尽占上风，天理败下阵来。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朱熹言“凡学须要先明得一个心，然后方可学”。发挥心的“精一”之功，以其“精”来体察道心，使人心紧紧追随道心；以其“一”来守住本心之正，不偏不离。在“精一”上用功，无少间断，道心成为人身的主人，人心听命而行，于是“危者安、微者着”，道心昭昭。《中庸》正是这样一部典籍，教人变化气质，遵循本性之自然，光复道心。

镕铸群言，于“述”中“作”

对于朱熹注四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注到一个细节。朱注《论语》“瑚琏”一条与《礼记·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这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但是却不知道朱注“瑚琏”，用的是东汉经学家包咸注；注“曹交”，用的是东汉经学家赵岐注，并不是朱熹的杜撰。又如“夫子之墙数仞”章，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章，注“八尺曰仞”，看起来存有矛盾，其实“七尺”朱熹用包咸注，“八尺”采于赵岐注。

这个细节恰恰反映出朱熹遵从“述”的传统，镕铸群言，于“述”中“作”。也正是因为其“述”的功底深厚，使其“作”根植于肥沃的土壤，进而有了集大成之作。但是，自明代以来，攻击朱熹者以为其疏忽于名物度数的考证；而尊朱熹者以为这样的问题只是枝末小节而回护之，其实，两者均未真正洞悉朱熹本旨，未见朱熹着书之意。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警醒世人“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此处所言之根本，正是遵从“述”的传统，镕铸群言，于“述”中“作”。

宋理宗宝庆三年下诏：“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提倡士子们习读朱熹《四书集注》等着作。其后直至清末取消科举的七百余年里，《四书集注》成为古代文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其地位与五经相媲美，其理论、思想、观点成为知识界辨别是非正误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