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福建兴化军（今莆田市），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着书，走上一条与科举考试相反的自学成才之路。他就是世称“夹漈先生”的郑樵（1104年—1162年）。

郑樵早年立下修史的志愿并非一帆风顺，他一介布衣，身处山林，资料匮乏，写史的艰难程度可以想象。最大困难还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奸臣秦桧父子当政，在文化上的禁锢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这也许是郑樵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三次从莆田赴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他献出所着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此时出山奉献部分学术成果，一晃30年过去了。这1万多个白天黑夜，郑樵是怎样度过的呢？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邑人周华的《游洋志》翔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

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余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讲说古学，自成一家，真是相见恨晚。”并下旨“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带着二百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上（高宗）驾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授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五十有九。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

郑樵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种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据南宋邑人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记载，郑樵的着作宏富，累计达六十多部、八百多卷。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着，就足以确立他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纵观郑樵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特别强调“会通”思想，强调“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因此《通志》实际上是综合了古代的各种书籍而修成的包罗万象的着作，不仅记载了古代社会的历史资料，而且涉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学、音韵等学术领域；不仅记载了上述各门学科的学术内容，而且研究了这些学科本身的发展过程，把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二是他富于批判精神，勇于创新。在宋代理学极盛的时候，郑樵敢于突破旧经学束缚，独立思考，在《诗辨妄》一文中大胆喊出了“《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口号，第一个提出学习自然知识与儒学经典同等重要。他反对用天命观来曲解历史，彻底批判“灾异说”是“欺天之学”“妖学”，崇尚科学思想。

三是他是靠自学成才的。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前后用了19年工夫，而且有书局相随，还可以组织名流在一起讨论改稿。而郑樵只是山林的穷儒，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他的渊博学识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