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境内至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只有一个县的建制。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立晋安郡,“领县八”。其中,闽西新置新罗县,然“旋建旋废”。至南朝刘宋泰始四年(468年),新罗已不见于史册。直到唐代中叶,闽西仍人烟稀少,荒芜凋零。
据《汀州府志》记载,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等处检得诸州避役百姓3000余户,奏置州。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建汀州府。唐天宝元年(742年),临汀郡(原称汀州府)总人口才4682户、1.5万多人,说明闽西虽有了行政建制,但人口还是非常少。开发较早的江西赣州,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有8994户、39900人。
唐乾符元年(874年)开始至南宋,居住在赣中、赣北的中原南迁汉人,先后遇到黄巢起义、靖康之难和金兵南侵引起的战祸,被迫再度迁徙。闽西人口由此猛增,至南宋宝佑年间(1253年—1258年),汀州时辖6县,22万户人口。
闽西、粤东、赣南虽然靠得很近,仅一山之隔,但因自耕自足的农业经济,加上交通阻隔,犹如天各一方。以食盐为例,闽西食盐运输因线路长又不能直通,耗时久、运费大,当时的官盐比私盐贵几倍。汀州府的官盐重量不及一斤,可是价格达47钱;盐贩卖的私盐,重量一斤半当一斤,而且颜色纯白,没有沙石杂草,才卖20钱。赣州食盐也有着同样的命运,需从外地调入,不仅价格高昂,口味还不好。其他农副产品也受交通制约,难以运送出去。
暴利令人铤而走险。据有关史料记载,赣、汀二州有的地方百姓,每到秋冬田事结束,就挨着村庄敲鼓,召集愿意去贩盐的人加入,往潮州、梅州一带盗贩食盐,在漳州一带肆意往来,而被当成“匪贼”累遭打击。
汀州知县宋慈到任后,与知州李华商量提出“更运潮盐”,走汀江水路,在上奏朝廷核准后,开始整治河道。汀江航运通了,解决了汀州人的吃盐问题,赣州也跟着改运潮盐。汀州、赣州的土特产,如木材、土纸、米豆、茶油、茶叶等运到广东,广东的食盐、布匹、煤油、海产、糖果等运到汀州,并转运到赣南。汀江上下游航运一片繁忙,带动了造船、造纸、木材、印刷等行业的发展,竹山开始兴旺。
这一盛况史称“上河三千,下河八百”,汀州会馆由此散布各地。现今在北京、上海、福州、武夷山和台北等城市,当地的汀州会馆保存完好,依旧气派,还能供游人参观游览。而在旧时的汀州府城,设有湖南、江西、广东会馆,还有潮州、吉安等众多的州县一级会馆,万商云集,如在汀州各县大的乡镇,中药材行业几乎为江西樟树人所包揽。所谓“十万人家溪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汀州呈现一派“不减中州”的气象。
一条汀江航道的开通,把闽粤赣边经济连接起来,其中较大的物资聚散地有长汀、上杭两地县城和峰市(今属永定),汀州因此成为闽粤赣边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至明末清初,因缺地耕种或避难出逃,汀江又成了闽西客家人迁徙的大通道。
南宋宝庆年间(1225年—1227年)赣州户数321356户,以每户5口计,总人口超过160万人,但《元史》记录的元初赣州路人口尚不足30万人,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也只有37万人左右。百余年间人口减少了100多万人,主要原因不外乎战祸、动乱和灾害,使得赣南成了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
清初为了改变赣南状况,实行鼓励招抚的优惠政策。这一时期,闽粤客家人“倒迁赣南”,主要地域为靠近闽西、粤东的石城、瑞金、上饶和南康“三南”(龙南、定南、虞南)等地区。葛剑雄等人编着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估计,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闽粤客家人倒迁赣南者(包括其后裔)总数约50万人。
陈寅恪祖上是原居闽西上杭的客家人,其六世祖由闽入赣,于康熙年间迁至南昌府义宁州,后居修水岭乡陈家大屋,成为修水客家旺族。
随着闽粤客家人的迁入,早先流行于汀江流域的烟草、甘薯、蓝靛等经济作物,开始在赣南广泛种植。汀江河运发达后,不少闽西客家人又随着经贸发展迁居广东。繁荣的汀州和繁忙的汀江母亲河,是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