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多年前的中央苏区，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开展，专门成立培养艺术干部的高尔基戏剧学校，以及蓝衫团、工农剧社等表演团体和部队的俱乐部。在列宁小学，他们还将唱歌引入基础教育。中央苏区的文艺干部一方面在工作中跟着群众学习地方山歌，一方面传唱外来歌曲和外国歌曲。军民对革命歌谣的大力传唱，形成了良好的革命文艺氛围，这既有利于革命思想的宣传，也有利于广泛团结人民群众。

中央苏区一般是指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以赣、闽、粤三省为主，所覆盖区域多是客家地区。依山而居的客家乡民自古以来就有唱山歌的传统。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来到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穷人翻身，扬眉吐气。老百姓将这种心情唱进了他们的山歌之中：“日头一出红彤彤，来了朱德毛泽东，千年铁树开鲜花，工农做了主人翁。”（《日头一出红彤彤》）此外，《鸡心岭上金灿灿》等一大批类似题材的客家山歌风格的歌谣也在苏区群众中传唱。中央临时政府在瑞金建立后，红军干部经常到群众中开展革命宣传与民情调查。红军对工作一丝不苟、一心为群众着想的作风让群众非常感动。群众对这样的干部由衷地充满敬意，他们唱出了“哎呀嘞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歌声，以白描的艺术手法歌颂了苏区干部无私奉献、清正廉洁的形象。1933年11月，毛泽东作《长岗乡调查》，也表彰了兴国模范县和长岗乡干部的好作风。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央苏区人才济济，聚集了各地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精英组成了文艺团体。他们改编、创作、表演红色歌谣，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演出。这一时期他们表演传唱的红色歌谣中，改编民歌音调的曲子较为多见，也最受欢迎。由于革命干部来自全国，改编的曲调也多种多样，这在流传至今的音乐谱本中依旧可以看到相应信息。例如，流行于吉安新干县、具有歌谣特点的《中国共产党》曲调简短，采用了述说性的上下句式结构，按谱本说明是湖北“麻城调”旋律。相似的情况还有，优美流畅的《苏区景》源自“苏州景调”，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无锡景》。若将两首旋律进行对比，二者如出一辙，就连歌词的叙述方式也与《无锡景》相似，只是换成了宣传苏区的内容。当然，这样的曲调出现在苏区，以江苏籍红军干部带入中央苏区的可能性最大。翻检早期档案会发现，诸如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的瞿秋白就是距离无锡不远的江苏常州人。此外，《一九二九年斗争歌》也是源自与江苏民歌《孟姜女》一致的“孟姜女调”，而《第二次革命战争胜利歌》则源于“四川调”。

这个时期，大量歌谣都是在传统民歌或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基础上进行填词改编而成。在红军干部中，崔音波、沙可夫等不少人精通音乐创作，因此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创作歌曲，不过大多数创作歌曲多是属于集体成果。以《工农剧社社歌》为例，它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创作歌曲，李伯钊回忆说：“歌词是大家凑的，由朝鲜族作曲家崔音波同志谱曲。”可见，虽然词曲都是原创，但歌词却是大众智慧的结晶。中央苏区时期，抒发对革命事业的昂扬热情，凝聚着文艺工作者为人民谋幸福，建设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的，以集体智慧编创的一首首歌谣在中央苏区广为传唱。

此外，当时瑞金的许多革命干部还有留学背景。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曾在法国留学；任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沙可夫也曾赴法国学习音乐；就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的李伯钊，1926年至1930年期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于1928年至1930年也在莫斯科工作学习过。这些在国外生活过的年轻革命者，聚集到苏区以后，把他们在国外学习到的“洋调子”带进了赣、闽、粤地区。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中，有相当部分的外国音乐就在此时传入了中央苏区，又被文艺工作者填上具有时代特征以及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歌词，在部队与群众中广为传唱，深得官兵和百姓的喜爱。

据老红军李兆炳回忆：“每逢革命的纪念节日或打完胜仗之后，只要不行军或继续打仗，就一定开纪念大会或祝捷大会，同时必定有晚会。战士们最爱跳舞——跳苏联海军舞。”老红军李志民也说：“红军的歌咏活动，在1931年之后更为活跃，因为那时红军增加了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从苏联回来的一批同志。他们用苏联的革命歌曲，填上新词，配合任务，在部队开展歌咏活动。”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旋律许多传唱至今。

80多年过去了，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当时所出现的音乐形式有些简单粗糙。但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粗糙的音乐，从它表现革命内容、传达革命情感为主要意图的音乐风格，以及这些音乐传播的深广程度来看，却是同一时期那些专业音乐家的作品所无法企及的。贺绿汀曾说：“当时的革命群众也罢，革命领导者也罢，宣传者也罢，当时只注重歌词的内容。当时的目的仅是便于歌唱，让工农群众能够熟悉和喜爱而已。”他们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因此将革命思想、理念、政策以最为直接的方式融进了歌谣之中；他们注重作品传播的群众性，因此在旋律的选择时运用了最质朴、与人民最为贴近的动人曲调，使人听之顺耳，唱之顺口。正因为如此，这些歌谣才能在群众中大范围地传唱。8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曾经作为那个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流行歌曲依然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今天唱来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红年代的蓬勃精神。